青年学堂：凝聚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正能量
【一周要闻】
11月17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堪培拉同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决定将中澳关系提升为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宣布实质性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11月16日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开幕，刘延东、胡春华和万钢出席开幕式，刘延东宣布高交会开幕。
11月15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其他二十国集团成员领导人开始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聚会，商讨制定二十国集团全面增长战略，并就世界经济形势、国际贸易、能源、提高经济抗风险能力等议题进行讨论。
11月14日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为即将启程赴西非疫区参与抗击埃博拉出血热疫情的中国援非抗疫队伍送行，强调要大力弘扬援外医疗队精神，出色完成援非抗疫各项任务。
11月13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墨西哥总统培尼亚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为中墨关系发展定方向、绘蓝图，决定打造“一二三”合作新格局，推动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11月12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重申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就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的目标，习近平提出要从6个重点方向进一步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11月11日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日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习近平主持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讲话。
【时政热点】
聚焦世界经济：G20见证中国正能量和角色嬗变
来源：央视网经济
11月15日至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
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说，习主席将就世界经济形势、改革、贸易、就业、能源等一系列问题阐述中方政策主张，提出中方倡议，推动各方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表示，中方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将深度影响峰会全面增长战略的制定。
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的联系纽带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国际金融问题的解决除西方发达国家外，还需要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参与。1999年12月16日，二十国集团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柏林举行二十国集团创始会议。会议强调，二十国集团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新机制，旨在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
G20成立初期，其运行机制为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即参与方财长和央行行长定期对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G20升格为领导人峰会，主要讨论全球重大经济金融热点问题。
“要想有一个成功的G20峰会，必须有中国参加。如果美中两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国际重大问题也是无法解决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原所长陈凤英介绍，“从一开始中国就是G20的积极倡议者、参加者和支持者，后来G20在解决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西班牙皇家道德与政治学院院士拉蒙·塔玛梅斯表示，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市场国家在G20这一全球治理平台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危机应对能力上都应发挥火车头作用。事实上，中国在众多国际场合都展现了这一担当和领导风范。另一方面，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发挥其独特的平衡与协调作用，有利于推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加强合作，探讨解决实质性问题，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将有效提高G20对全球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以及各国之间的对话效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熊爱宗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多个方面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天然的联系纽带，积极促进二者之间的协调与沟通。
“目前各种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都无法绕开中国，中小国家的发展也与中国息息相关。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起着领导作用的国家。中国梦可以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发展的共同梦想。”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金珍镐这样表示。
如果说APEC是中国展示区域影响力的舞台，G20峰会则是中国首次以塑造者、创始国和核心参与方身份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依靠G20平台，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实质性增加，与主要大国的协调与合作加强，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塑造力和影响力也增加了。
中国借G20平台加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11月13日，外交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表示：中国是二十国集团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经济正进入新常态，致力于通过改革开放挖掘新的增长动力，提高经济质量和水平，这将为世界经济和二十国集团合作提供更多正能量。
去年，习近平主席在出席G20圣彼得堡峰会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设想，并表示：“我们要把二十国集团建设成稳定世界经济、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力量。”
在刚刚结束的APEC北京峰会上，习近平又向世界描绘了我国与相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蓝图，体现了中国的全球战略规划。显然，中国正在积极介入到全球治理的规则制定、制度安排和格局构建中。
中国一贯支持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并积极提供建设性方案。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透露，G20目前汇总了来自各成员的近1000条改革措施建议，中国贡献了其中的15％。
美国前总统卡特认为，中国近年来在全球治理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澳大利亚国库部长乔·霍基表示，为采取措施推动全球经济到2018年额外增长2％，G20成员提供了很多建议，其中来自中国的建议非常深刻和广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教授朱杰进说，中国积极参与G20的机制建设，贡献了“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理念，推进充分表达发展中国家诉求的发展议题，在落实承诺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
【理论学习】
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与“宪政”是两码事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作者：王曾 来源：光明网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其实这句话习近平总书记已经讲过多次。但是它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曲解和误读。有人故意往其他道上引，认为它蕴含的精神就是要搞“宪政”。因此有必要分析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与“宪政”的关系，澄清是非界限。
一、“宪政”是一个被西方学者滥用的概念
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宪政”的含义主要有两个：一是指君主立宪，一是指宪制政府。美国学者路易斯·亨肯认为，“宪政”包括几个基本要素：（1）依宪法而治的政府。（2）实行分权制。（3）人民通过代议机构来统治国家，有一个议会制或总统制的政府，有选举中获多数党决定的一院或两院制的立法机关。（4）独立的司法。（5）民控的军队。其他许多西方学者也秉持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可见，“宪政”有着鲜明的指向，包括三权分立、多党制、普选制、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基本内容，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理念、政治模式和制度设计，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与我们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决然不同的。
有人认为，“宪政”只是一个名词，资本主义也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既然资本主义有宪政，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宪政。确实，宪政是一个名词，但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名词。经过西方学者的反复阐释和演绎，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十分鲜明的名词，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如同“冷战”“洗脑”“普世价值”“极权主义”等名词一样，人们一提到这些名词就会产生条件反射式的想法，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西方观点走，很容易落入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陷阱。这些名词如同被浓墨染过的白纸，无论怎样擦洗也难以恢复原样，因此还是不用为好。况且我们党在多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已经积累和形成了许多能够准确体现我国政治法律制度本质和特色的概念，比如人民民主、协商民主、依法治国、依宪执政等；党中央一直强调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现在放着自己的好东西不用，为何反而要拾人牙慧，做西方话语体系的传声筒和宣传员呢？
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与西方宪政有根本区别
我们党高度重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强调要大力发展人民民主、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但这与西方“宪政”有着根本区别。
从根本性质上看，我们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人民民主主要有两种实现形式，一是选举民主，即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在这方面，我们实行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选举民主，县以下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地市及以上人大代表实行间接选举；我们的基层民主，包括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等民主形式，是群众身边的民主，有效防止了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二是协商民主，即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特有制度，它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内涵。这两种民主形式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在民主问题上要走出两个误区：一是认为民主就是要一人一票，二是认为像外国议员那样在议会上相互争吵甚至大打出手才是真民主，一团和气是假民主。实际上，民主当然要通过投票来实现，但投票并不等于民主。直接民主是民主，间接民主也是民主。民主不一定非要大吵大闹，会议讨论是民主，会前协商也是民主。如果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就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
从组织形式上看，我们的民主法治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政体，体现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这一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国家机关实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有合理分工又有相互协调；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保证国家统一高效组织推进各项事业。这一制度既能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又有利于形成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既能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又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从政党的作用上看，我们的民主法治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讲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不是要否定和放弃党的领导，而是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提出来的，把依法治国上升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我们党提出来的，而且我们党一直带领人民在实践中推进依法治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才能有序推进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我国法治与西方宪政的根本区别。我们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党派的关系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作用的加强。这是一种新型政党关系，它从根本上消除了政党攻讦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内耗，有利于维护政治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
我们讲的依法治国，依据的是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依宪执政，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的十五大早就明确，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我们讲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宪”，与西方宪政的“宪”有着本质不同。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所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国家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确立了爱国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法制、民主集中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原则。这些制度和原则，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内在要求。现在一些人口口声声宣称宪政，恰恰忘记了我国宪法的规定。比如，宪法明确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而一些人却大肆主张取消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这直接违反了宪法的权威和尊严，实际上是违宪行为。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在这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追究和纠正一些人违反宪法，损害党的领导、损害人民民主专政的言论和行为。
三、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执政，必须抵制西方宪政思潮的影响和侵蚀
近年来，一些人借“宪政”问题进行炒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治道路进行攻击。一些人用所谓“宪政梦”曲解民族复兴中国梦，鼓吹“宪政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宣称只要不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承认中国是法治国家，就认为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宪法，还要“制宪”；宣扬“以宪政方向推动政改”，搞“三权分立”，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两院制”，取消政法委，搞“司法独立”，等等。不难看出，一些人所鼓吹的“宪政”，就是要用西方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否定我国宪法及其确立的制度和原则，其要害在于把党的领导与宪法和法律实施对立起来，目的就是企图从法治问题上打开缺口，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之所以不能搞西方宪政，有着充分的理由。首先，是基于西方宪政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和暴露出的问题。它本质上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决定着社会政治机器的运转，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西方发达国家搞了几百年，其政治制度模式依然弊端丛生、沉疴难除。甚至一些西方有识之士也承认，近年来西方制度正面临深刻危机。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美国当前陷入一种恶性均衡，由于传统制衡制度不断根深蒂固且越来越僵化，有很多政治制度日渐衰败。英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认为，今天的西式民主制存在三个突出问题：即民主选举“游戏化”，民主运作“资本化”，民主决策“短视化”，阻碍了国家治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认为，西方民主正在经历艰难时世，民主常常与债台高筑、运作失灵等联系在一起，金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其次，是基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移植西方宪政的惨痛教训。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国家的策动下，都曾试图通过西式民主之路来实现繁荣发展，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非但没有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反而陷入了无休止的动荡与混乱。一些国家在形式上建立了多党制和代议制民主，但实际上却成为四不像的怪胎。在政党纷争中，这些国家往往出现政治碎片化和无休止内斗的局面，民主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人物争权夺利的幌子，选票争夺使政治被选举绑架，一些党派选举失利后，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诉诸街头政治、流血冲突甚至政变手段改变现任政府，从而使国家政治陷入“翻烙饼式”权力更替的恶性循环。
总之，在民主法治建设问题上，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保持政治定力。对于西方好的东西要积极吸收借鉴，但是，学习和借鉴不等于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决不能照抄照搬，决不能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
【名著推荐】
黄苇町 《苏共亡党二十年祭》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悲剧，苏联党和人民，已付出惨痛代价。如果不能从中汲取足够深刻的、真正的教训，历史悲剧就无法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甚至会重蹈覆辙。作者黄苇町作为作为亲身经历半个多世纪政治风云的一代人，与年轻同志比，对许多复杂的历史事件有更直观的感受；与老一辈比，则更多地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在结构上高屋建瓴，以深刻的分析和思辨能力，对照前苏联和中国当前及世界形势，全方位解读和研究苏共的失败，同时也是寻找我们党肌体上可能潜伏的“病灶”。
《苏共亡二十年祭》没有把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简单化，而是依据大量史料证明，分析了不同时期苏共与人民群众关系的特点及演变过程从而得出结论。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特约研究员姚桓教授、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二人在审读完此书稿后一致认为，从整体内容上看，确实可以称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书中的分析研究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来说，具有高远深邃的理论指导意义及资政参考价值。
《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姊妹书《苏共亡党十年祭》由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苏共亡党十年祭》多次修订再版，重印16次，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益，至今依然是社科类畅销品种。《苏共亡党二十年祭》这部著作是继《苏共亡党十年祭》后，黄苇町对苏共败亡教训作出的更深度的思考。
